在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深陷性侵传闻后，日前英文媒体报道不约而同地开始刊文打击京东公司治理结构风险。华尔街日报在文章中提及，京东在公司章程中表示，如果没有刘强东在场，董事会不得举行正式会议，除非他自己回避， 章程中甚至明确指出“任何违背他意愿的禁令”都不应该成为这条规则的例外，除非是出现永久性的精神或身体无能力的状况。路透则直接指出“这一点加剧了治理风险”。京东的股价似乎在印证着上述媒体的说法。在性侵事件爆发后，京东股价一直在下跌。

 

公开信息显示，刘强东对京东有非常强大的控制权，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表决权方面：基于AB股制度，刘强东虽然只拥有约16% 的股份，但他的投票权却有近80% ；2、董事会方面：京东董事会仅有5名成员，除了刘强东和腾讯总裁刘炽平之外，其余三名皆为独立董事。京东的公司章程规定：如果创始人刘强东不能参加董事会，就不能召开正式董事会。除非创始人已经不再是董事，或者创始人主动选择回避；3、管理团队方面：京东公司官方介绍中除了创始人刘强东颇为详实的介绍之外，并无京东公司任何一个高管的简介，这与其他独角兽形成鲜明对比。京东不公开高管信息的原因可能在于“京东高管比京东的库存周转更快”。

 

在公司治理中，有独裁与民主之说，前者一般认为是贬义，后者为褒义。毫无疑问，京东的公司治理模式是独裁制的。然而在公司治理中，当前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能够显示民主的公司治理模式优于独裁的公司治理模式。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通过组织结构的优化及激励机制，让股东会、董事会及管理层之间实现良性的互动与制约，是一种最佳的公司治理模式。但是这种所谓的“最优模式”其实是法律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这种模式下企业家的作用被严重地忽略了。而在管理学领域里，企业家的重要性却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著名管理学者弗鲁姆说：“没有一种正确管理模式可以适合所有的情况，领导者所要做的是一定要让你的管理模式迎合不同情况的要求”。实际上独裁的优势之一是节约交易成本从而获得更高的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曾说“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特别是在企业环境变化甚快的情况下。

 

公司治理上是民主型还是独裁型并不是企业成功的基础，在现实中很多民主型的公司死掉了。例如曾经红极一时的红孩子，其三位创始人(杨涛、李阳、徐沛欣)的股票平均，其决策机制趋于民主。但在经过几年的发展后，在面临转型时，民主决策导致效率下降，公司业务也因此一落千丈，后来被苏宁电器收购。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强东不在就无法召开董事会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公司治理难题，它也很可能是京东的公司治理优势之一。但是毫无疑问，民主型的决策方式更有利于企业价值与形象的提升。发迹于中关村的京东，多年来一直延续着草根的气质，10万基层员工吃苦耐劳，脱不开寒酸的形象。而作为创始人的刘强东，即便穿上了西装，娶了白富美的奶茶妹妹，也难以走出像拳王泰森一样的“丑闻”，这对公司的形象是极大的打击。因此，无论是刘强东还是京东，到了需要适时作出改变的时候了。